李玉忠和他的马。
李玉忠最近很少骑马了。马在棚里闲着，偶尔运些苞谷，它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
过去四年，马背上总驮着药剂、疫苗、预防针或是高血压药片。马蹄踏过山里深深浅浅的水塘，常常沾着不少湿土。
云南红河州元阳县碧播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熟悉这匹马以及它的主人李玉忠。十多年来，村子只有这一位乡村医生。李玉忠要照看这里2741人的健康问题。马是他出诊的主要交通工具。
骑马村医
李玉忠是半路出家的乡村医生。
20世纪80年代，李玉忠初中毕业回到村里。父亲瘫痪，母亲偏瘫，姐姐是残疾人。李玉忠在家最常做的事就是去村卫生室，叫上那位年轻的女村医来给家人看病。
2003年，村民投票选他当村长，负责村子里大小的事务。去找村医的路总是难走，一来一回，村里的事儿、家里的活儿都耽误了。他开始自学医学知识，帮父母解决小的疼痛问题。2005年他有机会去州里的卫生局学习了一年。实习半年后回乡时，村里唯一的村医辞职进城，36岁的李玉忠接替了她的工作。
村医要做的事情很多。打针、输液、处理打架村民的伤口……上了年纪的老人来不了卫生室，还得上门出诊。
碧播村紧邻中越边境，四周环山，寨子间相隔较远，有的还不通路。要想到村民家，李玉忠得背着药箱翻过山头。山路崎岖，七八公里的路得走上两个多小时。
通常，李玉忠会背上一个寨子里需要用的药品或是疫苗，这对体力是个挑战。遇到雨季，路面泥泞不堪，稍不注意，会连人带药一起摔倒。早些年，村子没通电，药箱里的疫苗得不到低温保存，只能靠路上加速节省时间。
村里的老人见他翻山越岭不容易，建议他买匹马代步。上世纪90年代，买马是笔大花销。
小马驹4600元，接近李玉忠当时月工资的40倍，他找外出务工的朋友借钱买了一匹。从上马到骑马，村里几位有马的老人都来“教学”。一米高的马身，李玉忠学会了踩稳脚踏，拉紧马鞍再坐上去。
久而久之，寨子里的村民听到悠悠的马蹄声也能猜出个大概——李医生骑着马来了。再后来，村子里的人都称呼他“骑马医生”。马驹骑了6年，马腿跑断了一只，李玉忠又借钱换了匹大马。
大马总是“养不熟”，李玉忠很无奈。一次去寨子给村民打预防针的路上，迎面而来的拖拉机加速声让马受了惊，抬腿朝着牵马的李玉忠踢了一脚，害得他一瘸一拐地走了好几天。
去往村民家的路都是泥泞。
当村医的15年里，他出诊的交通工具不断迭代，但他始终把马留着。他念叨着算了笔账：“马买了两匹，摩托车骑报废了3辆，油箱报废了7、8个。”逢上下雨天，摩托没法在泥路上加速。雨后若遇到泥石流塌方事故，骑马出诊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2019年村里铺上了水泥路，他贷款5万元买了辆面包车，村里那些需要转诊的病人都用这辆车送到上级医院。马就被闲置了。
身份难题
村医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只要寨子里来了电话就得出发。
为了能接到电话，李玉忠拿出存款买了部摩托罗拉，整夜开机。有一次凌晨一点，手机响了，哈尼族寨子里的一位村民病了。他背着药箱走了一个多小时，去给病人打针。路上花了将近3个小时，一针才收费3元。
钱不多，但心里满足。李玉忠记得刚当乡村医生的头两年，只要有病人打电话，自己就很激动。那是一种被认可、被需要的感觉。
当上村医的第三年，最远的那个寨子的村长打来电话，一位产妇要生了。李玉忠没接过生，他只能求助乡卫生院的院长，通过电话指导，帮产妇顺利产下一名男婴。
李玉忠行医经历丰富，但他也说不清自己到底属于哪种类型的医生，只是以“赤脚医生”自我打趣——这是“乡村医生”的前身。上世纪60年代，为了解决医疗资源匮乏问题，国家鼓励医疗资源下乡，为乡村提供基础医疗体系。但由于当时医学专业人才稀缺，只能培训一批粗通医术的劳动者应急。
李玉忠说，当了十几年“没有名分”的村医，他从没后悔过。当村医的第一个月，他领了30元的工资，同乡出去打工的兄弟一个月能挣180元。妻子劝他也出去闯闯，他不干，他对治病救人有着“解释不清”的热情。
医学知识都是在零星的培训中积攒起来的。当上村医后，李玉忠专门读了医学中专。碰上公益机构开展的乡村医生培训，他也想办法报名参加。但他心里清楚，即便有了这些经验，自己仍不是正规军。
在全国，像李玉忠这样的乡村医生有79.2万名。他们身着白大褂行医，承担着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工作。严格来说，“李玉忠们”是游离于医疗体制之外、“半农半医”的农业医疗从业人员。
2011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乡村医生生存状况调查报告》中提到，村医当中70%左右为中专文凭，过半村医没有任何职称。
“乡村医生健康扶贫”项目驻点队员队长郭帅跟村医打交道4年，走访过200多名村医。他发现，近几年考资格证书的村医越来越多，但多在取得资格证书后就离开了乡村，转至乡卫生院或是县级医院工作，留下的多是平均年龄超过45岁的村医。国家对于报考执业医师资格证的年龄要求是35岁以下，留下的村医大多过了报考年龄。
尽管国家政策规定村医为乡镇卫生院的医务人员，在收入、社保等方面应当享有稳定的保障，但实际情况不容乐观。郭帅告诉《中国慈善家》，绝大多数地区的村医面临着没有编制、没有社保、退休后还是农民的窘境。
新华社援引基层医师公社的调查数据显示，只有26%的村医有养老保险，每月养老金额在100元~500元的占43.76%。还有19.82%的村医每月养老金额在100元以下。
2021年，51岁的李玉忠交了人生中第一笔养老保险金，一年自付4000元。按照云南省卫健委的相关规定，到2035年底，云南在岗乡村医生均按规定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对于李玉忠来说，一年4000元不是笔小支出。但他乐意掏，他相信只要交够了15年，自己的养老金就有了保障。
“消失”的村医
在农业社会，乡村医生曾是全村羡慕的职业。但如今，徘徊在医疗体制边缘外的村医已经吸引不了年轻一代。
村医当到第四年时，钟丽萍发现身边当村医的同学大多走出了村子。去年，邻村要好的同学也辞职了。“不夸张地说，一个人要完成一个团队的工作量。”钟丽萍理解同学的决定，村医要做的事情特别多，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的。
钟丽萍所在的乡村卫生室。
钟丽萍告诉《中国慈善家》，现在村医不仅要给村民问诊，还负责全村的公共卫生。2016年，国家卫计委（现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文，提出到2020年力争实现让每个家庭拥有一名合格的签约医生，每个居民有一份电子化的健康档案。
落实到乡村，这就意味着村里的幼儿健康管理、孕妇建档、村民慢性病管理等工作都需要由村医统一收集信息，做好信息录入工作，并定期去乡里、县里汇报。钟丽萍坦言，开会、做表之类的行政工作占据了村医一半以上的工作精力。
今年25岁的钟丽萍是云南澜沧酒井乡岩因村的村医。起初是钟丽萍的姨妈张惠仙在当村医。2012年起，多地开始推行每一千名农村户籍人口配备一名乡村医生。岩因村1868人，需配备两名医生。外面的人不愿意来，张惠仙只能叫回了在县城上班的侄女。在村里，学过医同时还懂少数民族语言的年轻人只有钟丽萍一个。
去年，张惠仙因为要进城照顾长辈辞了职，村卫生室里只剩下了钟丽萍一人。8个寨子里的150余位老人一个季度得上门随访一次。6位精神障碍人士、5位糖尿病患者、131位高血压患者，至少每个月上门查看一次。 没通水泥路之前，村里的路坑坑洼洼，遇到下雨，钟丽萍如同骑在摩托车上冒险。一次她去寨子里给村民量体温，路上车轮打滑，人被甩了出去，手臂上磕得全是血。钟丽萍拍了张图，在朋友圈里感叹：“为了使命，光荣牺牲了。”
卫生室的工作也让她焦头烂额。针灸、拔罐、开处方、配药、盯输液进度，有时候就得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技能。
村卫生室条件简陋，设备老旧，只能看些小毛病。有一次，钟丽萍给村里发高烧的孩子打针，没过几分钟孩子出现了昏迷。“平时的培训里从没出现过这样的案例教学。”第一次遇到这样情况的钟丽萍束手无策，只能反复用治疗普通感冒的方法给孩子降温、打葡萄糖，所幸孩子最终苏醒。她至今都觉得后怕，当时孩子的亲戚围在卫生室，七嘴八舌地责怪她医术低，用错了药。
此前一项关于村医的调查显示，很多村医遇到感冒发烧，就给病人上“三素一汤”——抗生素、激素、维生素和盐水。 卫生室七点半开门，但村民不管，偶尔不到七点就会敲响卫生室的大门。最多的时候一天30个患者轮番候诊。“哪儿还有时间深造。”钟丽萍叹了口气。
2020年12月，张文宏（左二）在云南考察时与村医合影。
“后继无人”
《2019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近5年，村医数量在以平均每年5万的速度锐减。
李玉忠也发愁：等到自己退了休，谁来接替他的工作？受李玉忠影响，儿子女儿都选了医学专业，但没人愿意接父亲的班，都选择了留在县城的医院里。
这样的例子“乡村医生健康扶贫”项目驻点队员队长郭帅走访村医时见得多了，有人觉得村医没地位，还人觉得这份低收入的工作没有前途。郭帅认为，如果不明确村医的身份问题、提高他们的收入，这个行业很难注入新的血液。
目前乡村医生收入来源包括三部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费、诊疗费以及药品零差价销售后的基本药品补助。三部分都算上，钟丽萍能拿到3000元左右，偶尔遇上“上级”发不出工资时，一月一发的工资自动改成了两个月一发。在同龄人里，这样的收入只能算是中等偏下水平。
村子常年缺水，每天洗澡都是件奢侈的事。看着同学都去了城市，钟丽萍也在犹豫要不要进城务工，选择更好的工作环境。
但她也纠结，钟丽萍说，村里不通汉语的老人因为沟通问题难以外出就医，多是选择在村里的卫生室就诊。逢到自己有事外出，卫生室关了门，老人们就忍着，等她回来了再看。卫生室处理不了的，就由她来对接上级医院的转诊工作。
她还记得，一位等着她看病的老奶奶握着她的手叮嘱，就算以后嫁出了村子，也希望她能回到这里当医生。“如果我走了，这里更没有人来了。” 钟丽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