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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跟同事闲聊：国家重视职业教育了，读中专技校的同学们以后有福啦。
80后（北大）同事说：“当年我要考了中专，现在肯定在国家电网。”
95后同事说：“现在还有中专呢？”
00后实习生小朋友：“什么是中专？”
时过境迁，斗转星移。
今天，在一些社交媒体的概念里，中专、中职，可能跟历史名词差不多了。在社会新闻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对职校生猎奇向的报道。新闻光谱不断在“职校毕业，月入过万”、“职校毕业生就业率超本科”和“读职校惨遭工厂剥削”“在职校里啥也学不到”中间摇摆。
在新闻话语的拉扯中，职校、职业教育、大专生这些标签逐渐变得面目模糊。
主流话语对职业教育悭吝一词，高考才能牵动千家万户的心弦。
直到网红“带篮子”的一句“大专都是人上人”的调侃引爆网络，大家才忽然发现：
职业教育出来的孩子们，似乎已经在舆论场中失声很久了。
2021年，可称为“职业教育新元年”。
当教培市场上的学科教育迎来“当头一棒”时，职业教育却迎来了可能是史上最密集的政策利好。
新修《职业教育法》出台，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召开，新《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落地......在各大媒体的火力覆盖下，职普融通、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这些词走进了大众视野，而最受关注的莫过于这一句：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换句话说，不论当下社会各界如何看待，至少在决策者的角度看来，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终于“平起平坐”了。
吵了许多年的“职业教育是类型教育还是层次教育”，终于尘埃落定。
对，“不论社会各界如何看待”。
从八九十年代至今，这几十年间，职业教育的社会形象已经地覆天翻。要扭转谈何容易？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到什么时候，所有家长才会觉得职业教育出来的孩子，不再低人一等？
曾几何时，职业教育在中国，也有过辉煌的时代。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的财校、卫校、师专，是成绩最好的中学生的第一选择。
那个时代，“工作身份”只有三种，那就是农民、工人和干部。

获得工人或者干部身份有多难？
在城里头，一个少年如果不能通过“大中专教育-分配”这条路径获得干部或工人身份，或是顶替父母的工人身份，那么他几乎没有途径获得这两种身份。
那怎么办呢？
父母辈会告诉你，你可以去国企做临时工，也可以横下一条心当个体户。如果这些都不干还想留在城里，那就只能当“街溜子”了。
中专包分配、有助学金、有干部身份，还能农村户口变城市户口，香啊。
以卖猪肉出名的85级北大中文系毕业生陆步轩这样描述他和同学们的中专故事：
初中毕业考取初中专，就拥有了“国家干部”的身份，保证就业，端上了“铁饭碗”，尤其对农村学生来说，意味着跳出了农门，吃上了商品粮。所以，初中毕业升学考试，考生的志愿一般是中专、重点高中、普通高中……我们班当年考取初中专12人，名列全县第一；我以4分之差上了高中，部分同学不上高中，继续奋斗初中专，经过补习，后又考取4人……正是因为初中专拔了尖子，才给我等资质平庸者留下了日后进入重点大学的机会。当然，也有极个别天赋异禀、胸怀大志者第一志愿是重点高中。
上不了中专，只能去读高中，然后考北大。这是那个时代才有的事情。
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万物蓬勃。
彼时的中等职业教育，实际上是将大量人力和教育资源投入到省级以下、特别是地市以下的公共服务体系重建。
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之前的那十多年里，包括财税、能源、医疗等国计民生领域在内的重大公共服务体系的人才几乎面临断档。在这样的情况下，敏捷而务实的中专教育迅速给各县级单位（医院、县政府、中小学）补充了大量经过专业教育的青年人才，充实了队伍，填补了岗位空缺。
中等职业教育在特殊年代的特殊地位，背后是大国的腾挪。
嗷嗷待哺的产业对技术工人需求是一把“近火”，不是学术教育的“远水”能浇灌得了的。当时，最理想的情况，就是识字且会算数的初中毕业生，在五六年内就能快速加入市场经济建设。
1985年，让今天的家长们焦虑万分的“普职分流”，已经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被提出：
根据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要求，我国广大青少年一般应从中学阶段开始分流：初中毕业生一部分升入普通高中，一部分接受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教育；高中毕业生一部分升入普通大学，一部分接受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要充分发掘现有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的潜力，扩大招生……力争在5年左右，使大多数地区的各类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数相当于普通高中的招生数，扭转目前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的状况。
《决定》把“经济建设大量急需的职业和技术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高等教育内部的科系、层次比例失调”列为了当时教育体制的主要问题。高等职业教育，终于走到了聚光灯下。
数据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到1991年，中国“职普比”基本上实现了“一半一半”：50.25比49.75。
新的问题很快浮上水面：在专科职业教育的定位低于本科教育的情况下，职业教育的生源难以保证；与此同时，参照本科教育办学的专科学校虽有职业教育之名，但实际上是本科教育的压缩，甚至主动升本，撇清自己身上的职教本色。
用高校行政模式管理的学校，不论是专业、师资还是教学规划，都由相关专家而非真正的用人方来划定。无形之中，这与企业的用人需求渐行渐远。
老师缺乏企业工作经验，学校为了升本又得提高教师的博士比例，在各种KPI的拉扯下，职校渐渐远离了“培养技术人才”的初衷。
2007年底，中国普通本科院校有740所，其中200多所新建本科院校，基本都是“专升本”高校。师专升师院，高职升学院，高职高专升理工、科技、工程学院，民办高职升本科，变成了新时代的潮流。

一心向本科学术教育靠拢的职业院校，逐渐开始背离职业教育的初心。
制度上有拦路虎，市场也渐渐不认账。中专生想高考，大专生想考公考研，专科生想升本，在制度还在摸索的时代，当人们发现这些愿望都无法实现时，“断头教育”、“低等教育”的称号被加在了职业教育头上。
除了职业教育本身的因素之外，中国产业升级的时代性、阶段性也是职业教育落寞的原因之一。
虽然已经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发展，但在本世纪初，中国的制造业产业链仍然处在较为初级的阶段。这一情况导致职校毕业生需要直面来自人力成本更低的农民工的竞争，经多年培训出来的技术优势，在流水线上使不出来。
这一现象，直到近年才有所改观。

2009年，中国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入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人物，展现了这一群体对世界经济的巨大贡献。

随着国内产业升级进程的推进，这些年来，本科和专科毕业生的薪资差异其实一直在减小，职校毕业生在产业升级大潮中已经逐渐找到了自身的技术优势。BOSS直聘数据显示，2022年，本科专科毕业生的薪资差异仅为15%左右，在未来还有进一步缩小的趋势。
北京大学202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在各学历之中，硕士生的落实率最高（82.2%），本科生的落实率最低（74.4%），专科生落实率（80.6%）高于本科生和博士生（77.9%）的落实率。
无独有偶，北京市教委2017年发布的《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也显示，从学历层次来看，专科生就业率最高，达到98.28%。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就业率分别为96.98%、97.89%和97.60%。
专科这么香，为啥还是不愿意读？

BOSS直聘数据显示，虽然专科就业率好于本科，但从长期发展来看，本科生的薪资增长“后劲儿”还是强于专科生。
换句话说，专科生虽然好就业，但是职业发展潜力不足，容易碰到“职业天花板”。
在咱们国家，抛开上述一切外部因素，还有一个根源性的因素，在掣肘职业教育的发展：
对中国人来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
有条件的家长，总是想让孩子尽量往上读。
对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的职业教育，不能走“断头路”，更不能走“低等路”。
经过几十年的摸索，我们终于想清楚了这一点。
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就宣布，中国要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时任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表示，职业教育将包括高中、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几个阶段。
到去年，新修《职业教育法》终于再次确认，职业教育是一种教育类型，职业本科、专业硕士、专业博士，也是职业教育。
2019年开始，中国取消了高职招收中职毕业生比例限制，允许往届中职毕业生参加高职院校单独考试招生，也首次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如同大梦初醒，我们仿佛在一夜间突然搞明白了职业教育的本质。
让我们再问一句：职业教育到底是什么？
在我国，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职业教育就是教一门手艺的门路。
这样的看法似乎骨子里觉得，“学而优则仕”，仕或士，总之是能担当大任，总领全局，高瞻远瞩甚至突破前沿的人才，不论做科研还是当领导，都是堪用的。而职业教育教的再好，教出来的人也是“匠”：工匠嘛，工具人也。

抛弃这一想法，是职业教育变革的起点。
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是职业教育的一条新路，而新路的核心在于“通融”。
怎么让职业教育重新“变香”？
首先，市场认可度提高，企业待遇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自然会有提升，这当然是最根本的途径。
但在制度上，我们还可以做更多：
让职校毕业生可以读研、读博、考公、进国企央企；尤其是制造业国企的岗位，更要向职校生平等开放。
千言万语汇成一个词：机会平等。
这意味着，一个梦想成为技术人才的孩子，在我们国家也可以接受全国最优秀的教育，通过努力，拿到博士学位，跟最优秀的同学一起学习。而一个正在接受学术教育的同学，在发现了自己真正的兴趣之后，也可以随时“转轨”，成为一名优秀的技术人才，而不用担心受到社会议论。弃北大读技校的“周浩们”何时不再成社会新闻，我们的“通融”改革才能说成功。
通融意味着有得选。
而给人以选择，正是教育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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