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无论是高考还是研究生招生，都频频出现学生考上了却不去报到上学的现象，这其实是我国高等教育资源普及后的一个表现。实际上，这一现象在英美高校也同样存在，而它们的一些做法或对我们有些启发。
中国政法大学日前发出公告，32名2022级研究生新生因为未按时报到，被取消入校资格。这32人中，除去留学生等特殊人群，来自内地的有15名硕士、7名博士共22人。
一边是考研热、考研难，但另一边是考上也不去，而且是放弃这么好的学校，让很多人感到惊讶。这一消息一时冲上各平台热搜。
其实在2021年9月，政法大学也曾发布公告，38名研究生因未在规定时间报到，取消入学资格，今年实际上比去年还少了6人。换句话说，研究生录取不报到并非新鲜事，也并不限于这一所高校，而是比较普遍。
比如2019年湖南大学就曾发布消息，取消69名研究生资格，原因也是未按时报到。同年，苏州大学发布公告，68名研究生未按时报到，放弃了入学资格。2020年，太原理工大学也有49名研究生逾期未报到。因此，这一现象在全国高校普遍存在，区别只是人数多少。
为什么不去报到？具体原因不清楚，但总体上应该比较简单：有了更好的去处。
坦率地讲，多数孩子考研读研的目的还是就业，为了找一份更好的工作。面对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很多孩子往往多头出击，一方面备考研究生、公务员，同时找其他工作，也有一些还在同步申请国外的研究生。
对于优秀的学生，往往是“四处开花”。考中国政法的研究生成功了，考公务员、法官也成功了，或者是找到了几份体面的律所工作。权衡以后，放弃读研就成了很正常的一个选择。
事实上，有研究表明，北美的博士从注册到最后拿到学位前，流失的主要原因，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因为有了更好的工作，而不是因为学习研究能力。
其实也不只是研究生录取不报到，本科生也普遍出现了被录取而不报到的情况，包括985高校也不能幸免。2020年，东北大学就公开了50多名本科生录取但未报到的情况。日前，因纪录片《高十》而出名的广西考生唐尚珺，在第14次参加高考后放弃了上海交大。而在这14年中，他已先后放弃了重庆大学、吉林大学等著名985高校。
我们必须承认，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录取而不报到这一现象越来越普遍，越来越突出。
在现有制度下，这一做法并不违规，也是政策允许的。但是，很多人质疑这一做法有浪费教育资源、影响其他人获得教育机会之嫌，因而多有批评。那么，这样做是否浪费了教育资源？客观上存在，但在教育普及化的概念下，浪费之说也难以完全成立。
在精英教育时代，的确存在高等教育资源稀缺的问题，因此我们对报考资格都有严格限定。比如2001年之前，高考报名年龄限制在25周岁以内且未婚。核心原因之一就是认为超过这个年龄的人，读完大学后服务年限也较少，已经不值得培养了。伴随着大扩招，这一要求被废止，核心就是保障受教育的权利，而不是算计是否浪费了资源，因为高等教育普及化之下，已经不稀缺了。
到如今，不但不稀缺，甚至还面临生源枯竭的问题。
比如高职等专科高校，招生计划完成率低，报到率也非常低，目前全国平均报到率普遍低于85%。因此，2019年高职大扩招，招生计划定为116万，实际就是按85%报到率倒算出来的，真实的目标是招100万人左右。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谈到这是资源浪费。为什么？说白了就是资源多，竞争并不激烈。因此，浪费与否，核心还是根据稀缺度在谈。
2021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1001万，本科招生近450万，研究生招生117.65万，仅硕士招生量就赶上了1998年本专科招生量。即便是名校，招生量也在大幅增长，远非当初那么稀缺。2022年，复旦大学招收各类新生15651人，是80年代十余倍，其中本科生4120人，占比26%，硕士8400人，占比54%，博士3131人，占比20%。上海交大类似，研究生合计占72%。
我们很少谈对专科教育资源的浪费，而是紧盯名校、研究生，核心还是稀缺度本身，虽然今天名校的稀缺度和80、90年代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总之，被录取而不报到，是高等教育普及化伴生的一种“喜悦”，是受教育者有更大更多选择权的结果。但是，对于这一越来越突出的现象，的确应该给与关注并逐步解决了。毕竟不报到人数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多，一旦高到一定比例，将会对高校的正常运行带来直接的影响。比如一旦报到率过低，部分对学生学费依赖度高的高校，其基本运转就受到了直接的影响。而一些博士生导师，平均一年也不到一个招生名额，一旦录取而不报到，就对导师的研究工作造成了直接影响。
有人说，补录就是了。理论上当然可以，但存在很多现实困难。
高考、考研等都是高利害度的考试，为保障公平公正，我们不可能放任学校自行组织补录，哪怕只有几个人。这样的话，就需要在统一组织下进行二次考试。比如硕士研究生招生，笔试只是初试，复试是关键，我们可以不用再组织初试，但为保障招生录取的公平公正性，各学校补录的复试组织与规范要求与正常录取应一致，包括复试中的笔试面试，以及监察部门的过程监督等等，这几乎就等于一年两次招考，从效率上就很难实行。
当然，在招生周期未完成时补录是最好的，只是这一措施现在就有，比如高考中的二次征集志愿，研究生招生中的调剂。现在的问题是已经完成招生所有流程后，在报到最后环节才发现的。
另外，如果各高校报到已经结束，这时再补录，会形成更为复杂的连锁反应。比如某考生被A学校淘汰，被迫调剂去了B学校，这时他突然得知自己有资格参加A学校的补录，那么他一旦再被A学校录取，B学校就又形成了缺额，怎么办？这是连环套。也就是说，报到后再补录是不可能的。
理论上给高校放权，可以灵活处理，但如果放任高校自行组织，如何保障公平公正？相信多数人不同意。
日前，哈佛大学公布了今年录取的各种数据，秋季正常入学的学生也仅占录取人数的83%。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英美，为应对录取但不报到的情况，都有着系统成熟的办法。
第一就是多招，超额招生，类似航空公司机票超卖一样，根据往年报到率，上浮招生人数。比如原计划招生100人，那就发120个录取通知，最后实现100人报到的目的。前文提到的高职大扩招第一年就用了这一办法。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做法。比如美国高校有一个确认环节，即收到录取通知的考生，都需要在一个规定的时间之前，书面回复并确认，一旦不予确认，就会马上启动补录流程，对waiting list上的名单补充发出录取通知。同时，对于确认的同学，部分学校还会要求交一份保证金，否则予以没收。
对于ED（early decision），即提前申请录取的学生，限制更为严格。首先限定只能申请一所高校，同时，申请的同时即承诺被录取就要报到。对于ED申请但不报到的学生，有较为严厉的惩罚，会被记录并放入相关的“黑名单”中，不仅影响未来的申请，也会影响到当下的录取，个别大学甚至会直接联系该失信学生所录取的新学校，要求取消其录取，而且大概率会被相关学校接受。这一不诚信的纪录，将直接影响到该考生未来报考本校和其他高校，甚至影响到贷款、求职等方方面面，让考生不敢轻易放学校鸽子。
当然，美国高校这些做法，我们可以参考，但不能直接套用。
英美高校这种做法的核心，一是考生个人诚信背书的承诺，让毁约有后果，二是录取“超卖”，降低学校录不到人的风险。
对高校来说，比较简单的做法是“超卖”。但是在学校无法完全实现自主权的情况下，实施起来有一定难度。我们的招生更接近于计划经济，学校并没有自主权，而国家也是根据这个计划给学校拨付经费的。每个学校的报到率不同，而且在变动中，国家又如何实现这种精准分配？但无论如何，都值得探索，也有一定的可行性，比如是否可以尝试增加2%-5%的计划？
但是仅有“超卖”还不够，有必要增加确认环节，给正常招生周期中留出二次补录的时间。即在被录取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书面确认。对于确认后却未履行责任的考生进行惩戒，有后果，就成为这其中的关键。否则，这种承诺就如同废纸，没有实际意义，确认环节就形同虚设了。近年强基计划就增加了确认环节，有效降低了这种“占位”后却放弃，直接影响强基计划招生的现象。
事实上，近年在研究生推免招生过程中，频繁出现学生放老师鸽子的现象。很多学生为保险起见，往往拍着胸脯告诉老师，“只要你要我，我就只跟你”，甚至赌咒发誓，非某老师的学生不做。其实是广撒网，尽量多拿几个录取，一旦尘埃落定，马上奔赴最优选择，给老师的只有一声抱歉。
因此，对于缺乏契约精神的同学给与合理的惩罚，实际上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学生有选择的自由，对此我们充分尊重。在确保学生选择权益的基础上，增加确认环节，是希望尽可能筛选出和高校“双向奔赴”的学生。比如招生上的诚信黑名单制度，就是惩罚的一种，这一制度的建设，还需要相关法律规定的完善，否则难以实施。
当然，从长远看，核心还是要提高自身的吸引力。学校的教育质量，或者说教育的投资回报率是最根本的保障。就如我们对名校的极端热衷背后，还是就业。打铁还需自身硬，当学校有足够吸引力，被录取而不报到的比例就会在可控范围内，而不会对高校形成系统性的，甚至致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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