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云帆在荷兰转机时的自拍
在欧美第二波疫情肆虐的时候，我们和几位中国留学生聊了聊他们的近况。他们当中有的人已经大半年没有回国，有的是刚刚踏上异国的求学之路，最近他们总会被问起同一个问题：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到国外读书？
对于这些留学生来说，答案其实再简单不过：那里有他们向往多年的学校专业，为了一纸offer已经付出了太多努力，那是他们早已规划好的人生路径。想到这些，他们心里的天平自然滑向了梦想的一端。
但在这个特殊时期，除去坚定的选择，留学生们要面对的还有很多。东西方截然不同的防疫措施和理念，让有的人产生了“个体对抗整个社会”的感觉；来自国内亲人成倍增加的惦念，有时却莫名成了心理的负担；还有社交媒体上，看着那些来自国内的嘲讽甚至指责，他们的心里泛起了一些沮丧。
在采访中，几乎每个留学生都跟我们提到了“孤独”这个词，这份孤独不止来自于跨越几个时区的物理距离，也来自于身处疫区留学生们的内心。
康涅狄格州三一学院走廊上，一个白板记录着最近7天的病例数
“一天又这么过去了”
9月21日，在一个留学生团体的公众号上，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商科研一新生柏云帆看到了自己学校的最新感染人数：178人。
柏云帆的学校全部课程都改为了线上，并且开始限制进入图书馆的人数、要求在室内戴上口罩。柏云范自己在校外租了间房子，房间面积不大，刚好装下一张床、一张书桌和一个衣柜，
他一天的活动基本都在这个小房间里，七八点钟起床，打开电脑上网课，之后做饭、吃饭，到晚上12点左右入睡。柏云帆出去过几次，总是担惊受怕，打车去商场，20分钟的路程司机一直没戴口罩，商场里“一米安全距离”的标识同样形同虚设。
柏云帆只在10月7日去过一次学校，那天天气比较冷，回来之后他感到嗓子有些疼。柏云帆有点害怕了，从行李中翻出从家里带来的水壶，自己烧热水喝。“需要一直喝水，回来好几天了，一直嗓子疼。”
从中国带来的药，柏云帆吃得“抠抠嗖嗖”，“我本来想吃莲花清瘟颗粒的，结果一看才10包，觉得不够，不敢吃了，”他怕真确诊新冠后没药吃，于是只吃了一颗头孢，开玩笑说，“现在就只能多喝热水了。”
每天晚上柏云帆独自吃完饭，锁好大门，再走回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的那一瞬间，他心里感慨着，“一天又这么过去了。” 来英国一个月了，柏云帆仍然不习惯使用Facebook，主要用的社交媒体还是微信和QQ，但到了晚上，还在活跃的只有本地华人或者留学生组建的聊天群，朋友圈里也是一片静悄悄的，因为此时国内已是深夜。
柏云帆租住的公寓里有6 个房间，房东说其他租客也是中国人，但都还没入住。最近，柏云帆有时一整天都没机会跟别人说句话，他给房东发邮件：“你能告诉我室友什么时候来吗？我非常期盼我的室友，我自己在这里很孤独。”
为了解决留学生的机票问题，英国已有20多所高校联合包机接送中国学生返英，根据澎湃新闻报道，9月21日至11月15日期间，将有来自全国约2万名留学生在重庆集结，分批次乘坐海南航空90余个航班从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直飞英国。
一位在英国做地接的华人将一段视频发到了网上，空空荡荡的机场里，几个刚落地的中国留学生正穿着防护服、收拾着行李。这位华人地接说，最近有很多留学生私信询问该不该回英国，“对于这个问题，重要的是你们能否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也许在这个问题上，你们心里早就有了自己的答案。”
国外校园食堂贴出了间隔取餐的标识
活在夹缝中
最近几个月，柏云帆被问过很多次了，这个时候为什么还一定要出国读书。
学金融是柏云帆的兴趣所在，也是他为自己定下的职业方向。格拉斯哥大学有着世界顶尖的商学院，为了来到这里，柏云帆从大三开始就做准备，额外选了几门选修课，接着一遍又一遍地刷雅思，在第5次走出雅思考场之后，终于考到了申请格拉斯哥大学所要求的6.5分。
在英国读研究生只需要一年时间，比起国内的两三年能省下时间成本，柏云帆打算在格拉斯哥大学硕士毕业之后，再去香港读一个学位，他认为，如果为了疫情而中断计划，省下的时间就白白浪费了。
在格拉斯哥大学商科专业，模拟股票交易是课程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柏云帆必须去学校的机房上实验操作课，学习计算机建模。“这也是我必须过来的原因，我不想因为这些影响到毕业。”
柏云帆到英国后，父母看到新闻里当地高校病例激增，被“吓得不行”，每天跟柏云帆视频的时候，都要求他出门时穿防护服、戴防护眼镜。这些要求并不切合实际，柏云帆也只能先假意答应下来，“当你身边的人都把这当做一个流感的时候，你把它当成一个严重的传染病，那很搞笑，很夸张，特别夸张。”
相比之下，那些一直留在国外的留学生，承受了更长时间的压力。自从美国疫情开始后，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的单晓雨和大多数中国同学一样，尽量减少出门，但她始终没想过中断学业回国，“我一直认为，只要不接触人、出门戴好口罩，感染的风险不大。”
4月初，单晓雨不知道什么原因发起烧来，她有些“慌了”，不敢出门，在家里吃了点感冒药就在床上休息。但生病之外，更难应付的问题，是来自母亲愈发“严重”的关心。那段时间，单晓雨的妈妈每天都会打来几个电话，提出一些在她看来“没法实现”的建议。
单晓雨知道自己无论说什么都无法解除妈妈的担心，只能每天陪着她聊天，“你看我今天活得好好的，明天打电话的时候说我还是活得好好的。”这些话在单晓雨看来没有什么意义，但好在渐渐地把妈妈的唠叨“拖”过去了。
在采访中，几位留学生都提到了类似的感受，父母的“过分担心”阻碍了他们之间的正常交流。其中一个留学生必须出门办事，母亲表示反对，两个人发生了争执，母亲后来说自己整夜未眠，甚至做好了“当没生过这个女儿”的准备，“她不明白，我已经尽全力做防疫措施了，他们的反复说教没有办法提升我的身体健康，只能给我更大的压力。”
还有那些来自网络上的声音，也让人沮丧。1月份疫情刚在国内爆发时，一位留学生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人指责留学生们没有“与国共患难”。他说看到这样的言论，觉得很委屈，“当时我特别关注国内疫情的新闻，看着那些确诊病例，上课的心思都没了。”
随着国内的疫情得到控制，这位留学生以为舆论会平息，没想到三四月份又是一波“论战”，“因为留学生们要回去了，国内的人就说我们要把病毒带回去。”这位留学生直言， 自己觉得很无助，“来回被骂，我感到一种极为强烈的不适应与冲击。”
美国康涅狄格州三一学院新冠检测点
不同
出于对英国“群体免疫”政策的担心，在英国读研的肖安靖3月份时回了广东，在家的6个月里，他发现国内防疫体系和英国完全不一样：去商店要扫健康码、进小区要测体温、在地铁上要强制戴口罩……几个月下来，他完全习惯了这些。
9月，肖安靖返回英国，他记得在过中国海关时，工作人员对他说：“注意安全，欢迎下次回家。”这是近几个月里，让肖安靖最感动的一件事。
回到英国后一周，因为疫情，学校的课程全部转为线上，从那以后，肖安靖除了买菜也不再出门了。买菜的频率每周一次，他总是和三四个中国留学生约着一起，戴好N95口罩去大型超市采购。“现在是没有人歧视戴口罩的人了，几个月以前，中国人戴着口罩出现在商场，旁边会有人骂或者冷笑，说一些侮辱的话。”
英国政府规定，自7月24日起在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否则罚款100英镑。但是肖安靖在超市购物时发现，仍然有不少人没戴口罩。另一名同在谢菲尔德大学的留学生也表示，就他所见，公共场所超过一半的人都没戴口罩。肖安靖认为，这依然是源于文化差异，“一位国外的朋友告诉我，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面，戴口罩就是不健康的表现。”
在采访中，一名英国留学生称，今年三四月份时，她曾因为带着口罩被人不理解, “街上当时只有两个人，那个人就说，这里难道有病毒吗？”另一名同学在公寓看到，对面有窗户上贴着positive party（确诊派对）的海报，他说近期在英国各地都可以看到这样奇怪的海报。
由于文化差异的问题，肖安靖没有特别亲近的外国同学，但是他和一些中国留学生们会互相陪伴，几天前，他们还一起去了其中一个留学生家吃了饭。“大家先给自己消个毒，然后去一个人公寓里。现在因为疫情，那个人的室友都没来，公寓里只有他一个人。 ”
自从美国疫情开始后，在美国读博的吴晓雪一直尽量减少出门次数， 她与一起做科研的外国同学、导师已经快半年没见面了，虽然仍然会用zoom、Facebook这些线上工具沟通，但是她感觉大家不如以前亲近了。3月份，吴晓雪给她的一位老师写信，表示美国人对疫情太过轻视，和中国人的态度非常不一样。 老师回信解释说：美国从未经历过这样的疫情。
吴晓雪的室友是一位美籍华裔，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这位室友也每天出去玩，吴晓雪很害怕，但是无可奈何，“我没有权利要求别人不出门，法律没有规定的我更不可能去规定，”吴晓雪写了一条消息给室友，“我有口罩和药物可以分享给你，请多多保重。”
过去几个月里，吴晓雪感到状态不对劲，心里总是不安，她觉得自己是“宅久了，憋出毛病了”。她开始和认识的中国人一起散步，沿着附近的查尔斯河走一圈，有时候心情不错，会稍微走个两公里，走到哈佛再回来。每到这个时候，吴晓雪都会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当我跟中国人一起戴着口罩散步的时候，碰到不戴口罩的外国人，就起码觉得不是我个体跟整个社会对抗。”
闫莹跟拍的流浪汉创作的画作
一个可控的“自我时区”
在美国密歇根读研的王依萍已经一年多没有回国了，她本来计划着在6月初开始一段实习，但是因为疫情，实习取消。对未来的不确定以及长时间没有线下社交，她的情绪开始出现问题，暴饮暴食、无法集中精神，感觉失去了学习和工作的动力。
王依萍向心理医生寻求帮助，对方给了她一个很实际的建议，去考个驾照，“在美国没有驾照几乎寸步难行，无法自由出行，这样就没有自主权，所以考驾照能够帮忙找回对生活的控制感。”
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王依萍尝试着考取了驾照，还找到了新的实习offer，这让她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疫情让我意识到很多事情是不在自己掌控中的，但这些小成就也让我体会到，即使大环境很糟，仍有很多个人可以努力的方向。“
采访中，另一名留学生也提到，她已经在自己可控的范围里做出了最好的选择：“我们不单生活在这个不可控的世界当中，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可控的自我时区当中。我对我的未来有计划、有目标，可能这一年里我会过得很艰难，但会成长得更快。”
留学生闫莹正在美国学习媒体专业，她想做一个纪录片导演，从八月份至今，她一直在跟拍一个流浪汉。这名流浪汉就露宿在马路边，他总会用大矿泉水瓶养上一束花，有时是香水百合，有时是小雏菊。闫莹后来才知道，这名流浪汉有很多街头的朋友感染新冠后去世，他之所以插花，是在纪念这些人。
在拍摄流浪汉的时候，闫莹送了他一份礼物：一些画材。于是这名流浪汉开始画画，一些大片大片的鲜艳色块拼凑起来的画。他解释说，“现在是一个非常时刻，这个时刻需要这些艳丽的画作。”
闫莹告诉国内的朋友说，不做出点成绩她是不会回国的，拍出这个纪录片就是她的一个目标。“疫情并不是我完成这个目标的阻碍，它仅仅是这个故事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