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我们吃的都是农民种出来的粮食，做农民不是挺好的吗？”
石草龙身量不高，穿着一件黑色外套，脚踏一双黑色帆布鞋，岁月的风霜在他脸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看起来和大多数这个年纪的男人并无二致。
他的奶奶，是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曾志。他却默默无闻，老老老实，一辈子都在为生计奔波。
10月，井冈山秋意渐浓，我们听他讲起这段家族往事。
我叫石草龙，今年60岁，在井冈山出生、长大，现在是江西干部学院的一名保安。
从我刚记事起，父亲就给我和哥哥讲奶奶的故事。奶奶是一名老红军，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1928年，父亲出生在井冈山，是奶奶的第一个孩子，却因为战争紧迫、条件艰苦，只能寄养在茨坪当地老乡家里。直到新中国成立，奶奶才托人找到了父亲，把他接到广州。父亲挂念收养他的外婆，便回到井冈山，一辈子在这里务农。奶奶也很欣慰，觉得父亲不忘本，是个好孩子。
虽然小时候从没见过奶奶，但常常能收到奶奶捎来的礼物。印象特别深的是，奶奶给我母亲寄过一件呢子大衣和一双雨鞋。那时候，这些都是特别珍贵的东西。每次收到奶奶的礼物，我对她好奇和敬佩就多几分。我想，奶奶在山外当大官，一定很厉害，一定能帮我们全家都过上好日子。
可是，除了像普通人家的长辈一样给予晚辈亲情关怀，几十年间，奶奶从未动用任何特权给我们“特殊关照”。后来我才知道，那些贵重的礼物，都是她省吃俭用花自己的工资买来的。
1985年秋天，父亲带着我和哥哥去北京看望奶奶。那年我25岁，第一次见到奶奶。那天火车晚点了，我们到北京时已是深夜，她还没睡，一直等着我们。我们在北京住了一个月，奶奶领着我们参观了中南海，爬了长城，非常愉快。但我心里一直有一件事，想请奶奶帮忙。那会儿我年轻，特别向往外面的世界，想去城市看看。在北京时，我们希望奶奶帮忙解决家里的商品粮户口。本以为她会一口答应。但她却沉默了一会，徐徐说道：“孩子们，我们吃的都是农民种出来的粮食，做农民不是挺好的吗？”
为这件事，我和哥哥软磨硬泡，都被奶奶拒绝了。说实话，我那时候并不理解，还有点埋怨她。我想，帮我们解决商品粮户口，对她来说绝不是难事，为什么不愿意帮我们？
除了这件事，奶奶一直特别关心我的生活。1993年，和当时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我离开井冈山，外出打工。因为只有初中文化，也没学过技术，最开始生活很困难。奶奶一直牵挂我们，知道我的事情，让我去北京，给我找了一位老师傅，教我学开车，让我有了一技之长。在北京打工的几年里，每到周末，奶奶常常叫我回家吃饭，奶奶家的饭桌上没有大鱼大肉，但和她一起吃饭特别开心。她常常教导我，让我开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则，注意安全。感到困惑、苦恼时，我也会向奶奶倾诉，她就教育我：“草龙，当年革命年代有太多儿女与家人失散，至今天各一方、甚至阴阳两隔，而我们今天还能在北京团聚，多好！孩子，人要学会知足。”
1998年，奶奶病重。爸爸接到姑姑的电话后立刻赶到北京，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奶奶。她见到我们后很高兴，坐在病床上对我们说了好多话。她说，这一辈子没能给我们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希望我们能够理解她。其实，我早已理解奶奶的良苦用心，她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作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不论是革命战争时期的顽强奋斗，还是身居高位时的不忘初心、克己奉公，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足以让我们全家受用。
在处置身后事时，奶奶也保持了一贯的清廉作风，给我们上了最后一堂课。没有灵堂、没有花圈，甚至没有让外地的家人到场。按照奶奶的遗愿，她的骨灰被送回井冈山。
红四军总医院旧址，曾志曾任该院党支部书记
我记得，奶奶在遗嘱里是这样写的：我曾在写给中央的一份倡议信上签了名，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在家里设灵堂，在京外的，如志修，曼华，春华还有井冈山的来发，都不要来奔丧，北京的任何战友都不要通知打搅。遗体送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没用的火化……
姑姑清理遗物时，在奶奶办公桌的抽屉里发现了这封遗书，遗书下还放着87个信封，奶奶在这些信封上写下了另外一张纸条，说请将这87个信封交给中组部老干部局党组织，这是组织上发给我每个月的工资。除去工资所需的一切开销以外，剩余的部分都在这里面，请他们交给湖南老家大山里需要帮助的那些孩子们，并让他们放心，这些钱都是清楚、干净的。
2000年后，我回到井冈山，在江西干部学院做保安，大家经常来学习井冈山精神。我想，奶奶正是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井冈山精神，她身上体现了一位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
我年纪大了，时常想起奶奶，想起她对我们的教诲。我也学着奶奶当年的样子，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凭自己的本事生活，不走捷径，勤恳做人。我的两个女儿，一个在广州公司里当职员，一个在东莞做电子产品加工。我想，我们一家人，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大概就是对奶奶最好的纪念和告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