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地图

要高举“自由”的大旗，培育自由的头脑。在学校，学生首先是一个个真实的、有自己的感情、思想和尊严的活生生的人。作为精神存在的人，精神自由、心灵舒展是人最大的自由，这种自由感来自高度开放的空间，特别是自然空间。“人在自然中，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也是最理想的教育状态。脚踏大地，仰望星空，这样的生存状态，对人的精神成长，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鲁迅先生的《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就隐含了教育命题——生活在自然中。少年鲁迅和小伙伴划船、偷豆、看戏、捕鸟、听“美女蛇”的故事，还可以与蟋蟀、油蛉、覆盆子、木莲们亲密接触，大自然是作者生命的乐园，字里行间渗透出的，正是一种生命的自由感。

挖一方亲近自然，“浪费”时间的“池塘”，捍卫生命的闲暇，给每个人发呆的时间，回到自己的内心，与自己对话、与时空对话，成为自己的朋友，体验自由成长的快乐。

要满足“玩”的天性，奠定生命的底色。好的教育、满意的学校教育应鼓励“浪费”时间。希腊文中，学校一词的意思就是闲暇，即悠闲、空闲。悠闲意味着内心不是常常被各种事情所占据，意味着拥有无限的时间去倾听，去清晰地看，去观察身边以及内心正在发生的事情，意味着做自己想做的事。

对学校的主人——学生（十几岁的孩子）而言，最大的自由、最要紧的事是“玩”！玩，就要有足够自由支配的时间；玩，可以说是天地之间学问的根本。被称为“京城第一玩家”的王世襄先生在《北京鸽哨》一书的自序中，开门见山就说：“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大学毕业以前他整整疯“玩”了25年，乃至一辈子玩，有名堂无名堂地玩，他钟爱的“玩”有15种之多。结果70岁之后，《蟋蟀谱集》《说葫芦》等四十余种著作相继问世出版，并先后获荷兰克劳斯亲王大奖和杰出文化名人奖，著名画家黄苗子说他“玩物成家”。“玩物丧志”的他何以取得如此辉煌成就？这揭示了一个秘密——“玩”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命题。

1609年，荷兰一家眼镜店老板汉斯的几个孩子，拿了几块近视、老花镜片很随意地一起玩。其中一个孩子，一手拿一个镜片，一会放前，一会放后，一会重叠，一会分开。当他把两个镜片摆弄成一前一后时，他大叫起来：“哎呀，礼拜堂的尖顶，怎么变得这么近了！”在孩子的游戏中，眼镜店老板汉斯受到了启发，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架望远镜。“玩”是人天性的需求，如果“玩”趣广泛，使人思路开阔，触类旁通，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莱特兄弟的飞机，达尔文的进化论，虎克的显微镜，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律，都是“玩”出来的名堂。

我想，当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玩、好奇、想象、创造、探索等天性得到满足，该玩的年龄有足够的时间玩好了、玩透了、玩醉了，健康成长了，这就如同为人生安装了坚实的精神底座。

要关注“当下”的生活，培育幸福而有意义的生命。善待学生，教育是当下正在发生的“生命事件”。学生的快乐、幸福和幸福的能力应是教育追求的终极目标。教育要为幸福而有意义的一生奠基，怎样才算打好这个基础呢？非常简单，就是看受教育者现在的生活是不是快乐、幸福、有意义。

我们现在的学校教育恰恰最缺乏的就是自由与快乐。学校把学生牢牢地圈在教室里，全封闭管理，全天候监控，学生戏称“青春的绞肉机”“文明的监狱”；外加名目繁多的补习班、特长班，学生戏称“5＋2”“白＋黑”。学生既没有自己的空间，也没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变成一个只读书的“机器”。甚至还振振有词：“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咬咬牙！现在的痛苦，正是为了将来一生的幸福！”试问：如果一个人青少年时代没有幸福的体验，又何来“一生的幸福”？毫无疑义，这个“一生”首先应该包括他们最宝贵的学生时代。童年与青春消失了，快乐不见了，何谈满意？何来快乐？正如卢梭所说：“误用光阴比虚掷光阴损失更大，教育错了的儿童比未受教育的儿童离智慧更远。”

教师应该是学校生态的构建者。教师是学校这一方“池塘”的建设者、看护者，是课程、课堂的最直接的开发者、实施者。陶行知先生说，“在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更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教师应该把“相信学生，解放学生，利用学生，发展学生”作为教育思想的基石，他们关注的不再是教学目标和教学艺术，而是学生和学习本身，教育不在于教给学生多少知识，而在于唤醒、激励和鼓舞。他们是给每个学生的成长植入动力系统的促进者、助推手，是点石成金、拨云见日、引导方向、指导方法、督导过程、疏导疑难的导师。 

教师应该是自主的发展者。我们一直提倡研究教材、研究学生，但更重要的是，给教师的发展搭建平台，要研究教师、关爱教师、成就老师，把创造还给教师，让每一位教师不受“约束”地去探求教育，实现人生的价值，使教育成为充满智慧的事业，为成为教育家提供最大的可能性。如果教师“心里装着所有的人，唯独没有自己”——那么，所有属己的体验，所有生命的感受，都将在“未来”与“无私”的强光聚焦之下，立刻干枯。

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内心需求，学校和教师就要提供内容丰富，具有综合性、系统性、选择性的课程。有资料显示，北京市十一学校，通过对国家课程、地方课程的校本化，构建了一套分层、分类、综合、特需的课程体系，创立了265门学科课程、30门综合实践课程、75个职业考察课程，成立了272个社团，设立了60个学生管理岗位。4000多名学生有4000多张“自助餐”式的课表，组合成1430多个教学班。丰富的课程，体现出充分尊重学生的需求，每一位学生都能拿到一份犹如世界级的自助餐“菜单”，各取所需，受欢迎和满意的程度不难想象。另外，几乎所有的世界名校都特别重视学生社团，美国最好的公立高中斯蒂文森学校，有3000名学生，竟然有1000多个学生社团。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享用完“大餐”的学生走出“自助餐厅”，肯定会产生自己动手制作“大餐”的强烈愿望，这就要提供形式多样，具有生成性、体验性、能力型的课程。台湾的李崇建老师为学生创办了“移动的学校”，开发出登山、陶艺、木工、烹饪、肢体、爵士乐、法文、摄影、美学、电影等眼花缭乱的课程。重要的是，这所学校没有围墙，没有校门，但这里绿竹掩映，柳杉环绕。竹林中能听到小溪的流水声、蛙声、蝉鸣，偶有山鸡、野兔、松鼠穿过，沿途还有曼陀罗花丛，盛开的油桐花，附近还有农家栽种的橘、柿、桃、梨等果树，有五十户农家，还有赏夕阳的地方……更为重要的是，学校容许学生逃课，养宠物狗，甚至有的课堂没有学生来，只有老师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傻”等。这样的学校和课程的确太理想化了，可望不可即。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课程设置的出发点、落脚点、中心点都是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学校非常受欢迎；不得不承认，除了教师外，每个人一生中都有很多“教师”，清风、明月、风雨、雷电……或许，《窗边的小豆豆》畅销不衰的原因也在这里。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西下池小学每天下午只上一节课，剩下的时间，全部是游戏、活动时间。开设了折纸、烹饪、棋牌、气象、电脑制作、自然科学之花等14门课程，体验性、能力性、生成性的特征非常明显。创设了星光长廊、生态园、沙池、树阵游戏、童谣、心灵氧吧、莲花鱼塘等19道校园景观，学生就沉浸在生命的自由与成长的幸福中。

看球赛、听摇滚、看电影、演剧本是美国杰出教师雷夫·艾斯奎斯的品牌课，他在第56号教室里演绎了教育的奇迹。特色办学也为伊顿公学贴上“世界级精英人才的摇篮”的品牌，为夏山学校贴上“最富人性化的快乐学校”的标签。

“我的课堂我做主”——体现学生的主体性。学习应该是走进“知识的超市”的一次自选采购，“学生”变身为“学者”，教室变为学堂，学堂的主人在这里真自学、真讨论、真质疑、真展示、真生长，学生在充分享受“玩”“学”的过程中，生成学习的能力。学习更应是一场“生命的狂欢”，课堂上，人与文本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己之间，有对话交流，有理解信任，有尊重宽容，它关注学生的状态、情感、氛围、兴趣。课堂上，情感温文尔雅地流淌，生命生动优雅地绽放，灵魂群情激昂地碰撞。一堂课就是一次情感体验的旅程！

“我的舞台我主演”——激发学生的主动性。课堂的高效是相对于低效、无效甚至负效而言的。许多教育专家对高效课堂提出了判断标准，笔者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概括为：有参与（全员参与、全程参与、全面参与），有状态（看动作、听声音、察表情），有展示（个性化、多样化、拓延化），有效果（自主的程度、合作的效度、探究的深度），待完善（有生成、有缺憾、有反思），具备了这五条标准的课堂，它必将成为学生最留恋、最向往的地方。

“我的季节我绽放”——新思想新技术大数据催生大课堂。信息化时代，“互联网+”是大势所趋，课堂革命势在必行。从某种意义上说，课改就是改课，其关键因素是教师，教师一变，课堂就变，学生随即华丽转身，变成课堂的主人，“自主、交互、展示”的特点得到充分彰显。笔者所在的学校借“智慧敦煌”城市建设的东风，与101网校联姻，率先进行信息化课改实验。教师以首席学习者的身份，结合课程内容，组织大家共同学习，充分利用网络PPT、视频等查询、讨论、交流，写作、互批互改、面批面改，答题、阅卷、统计、分析，自制微课、朗读录音、个性展示，实践探索出学习小组的班级管理模式，课堂和班级所有活动都以小组为单位自主管理，捆绑考评。探索实施分层、一人一案、免作业等制度，最大程度地解放学生，取得较好效果。

总之，我心目中满意的学校，校长带领教师回归教育常识，创建新课程、新课堂乃至新学校，改善学校的生态，改变学生的行走方式。校园里“生长”出一批又一批体格健壮、性格健全、热爱生命、尊重他人的现代公民。他们有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判断，有吃苦耐劳、克服困难的品质，有很好的自我管理能力，有创新精神，有心灵力量，有拿得起放得下的魄力。他们事业成功，生活幸福。当他们离开学校，向社会出发，向人生起航的时候，都迈着春天一样的步子！